2011年1月24日圖盧茲，法國人類生存聯(lián)盟成員罩著白布躺在大街上抗議安樂死。

    美國“死亡醫(yī)生”杰克？凱沃爾基安在密歇根州離世，終年83歲。他生前呼吁“死亡權利”，協(xié)助100多名患者安樂死。

    其實，在我國的臨床實踐中人們也針對安樂死討論很久了，但是似乎我們很多基本概念都是錯誤的。嚴格地說，我國臨床實踐中的放棄搶救基本都不屬于被動安樂死！我們在用被動安樂死的名義剝奪著患者的生命！

    嘗試合法安樂死

    從立法的角度來看，世界上較早的正式安樂死立法是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自然死亡法》，該法規(guī)定：只要根據醫(yī)師的判斷，該患者已經毫無疑問即將死去，以及生命維持系統(tǒng)的唯一作用只是在延緩死亡的到來時，成年患者可以制定“生前預囑”，授權醫(yī)師關掉維持生命的人工設備。該法實際上認可的是被動安樂死，也有學者稱其為“尊嚴死”。這部消極安樂死立法是受到當時一些著名案例的影響下誕生的，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一起發(fā)生在新澤西州的案件。

    1975年4月15日，凱林？昆蘭小姐（時年21歲）在朋友家無意中將巴比妥鹽酸加在酒中作為飲料飲用后導致昏迷，經醫(yī)院搶救后，長期處于昏迷狀態(tài)，依靠人工呼吸機維持，時間已達7個月之久。凱林的父母在確信她再也無法康復之后，以監(jiān)護人身份請醫(yī)師撤除人工呼吸機，恢復其“自然狀態(tài)”，但是遭到醫(yī)生的拒絕。隨后凱林的父母向法院起訴。

    1975年11月10日，第一審法院認為撤去人工呼吸機是醫(yī)學上的決定，不是司法上的決定，駁回起訴。

    1976年3月31日，美國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做出對凱林父母有利的判決：“如果醫(yī)生和醫(yī)院道德委員會認為其絕無恢復的可能，那么掛在凱林身上長達11個月之久的機械呼吸設備可以摘除；而且，摘除人工生命輔助系統(tǒng)與非法殺人之間存在著真實而絕對的區(qū)別。任何參與者，無論監(jiān)護人、醫(yī)生、醫(yī)院其他人，都不因此而負任何民事和刑事責任。”法院同意取走患者身上的呼吸機，這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因而此案被稱為美國“生命倫理學”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在沒有“生前預囑”的情況下，醫(yī)生會斷然拒絕患者家屬提出被動安樂死的要求，而必須通過司法宣判程序，方可剝奪一名美國公民的生命。目前在美國，主動安樂死是非法的，而在有些州，被動安樂死是合法的。

    合法化進程

    荷蘭是最早進行安樂死立法活動的國家。荷蘭的安樂死立法經歷了一個由法院判決到最終立法的過程。2001年，荷蘭國家議會通過了安樂死法案。該法確認了安樂死實施的條件：確信患者提出的要求是自愿并經慎重考慮的；確信患者的痛苦是持續(xù)性的、無法忍受的；已經告知患者其所處的困境以及其以后的前景；患者確信沒有其他合理方案用以解決其所處的困境；至少已經和1名醫(yī)生會診過，該醫(yī)生診斷過該患者并且書面簽署意見。但是這部法律在對待安樂死的實施程序上要求非常嚴格，比如要求設立地方審查委員會審查請求終止生命和協(xié)助自殺的事件。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在司法上有條件地認可安樂死的國家，但迄今為止尚無安樂死的成文法頒布。植木哲的《醫(yī)療法律學》介紹了名古屋高等法院判決中確立的日本安樂死合法之6要件——患者患了現代醫(yī)學的知識和技術確認是不治之癥，并且臨近死亡；患者非常痛苦，不能忍受；奪取患者生命的惟一目的是緩和患者的痛苦；如果患者有清醒的意識，則要表示自己意志，是本人真正的囑托和承諾；以醫(yī)生的同意為原則；沒有違反倫理性，是可以被認可的。

    從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對安樂死的概念分析層出不窮，見仁見智�！杜＝蚍�律大詞典》對安樂死解釋為：引起或加速死亡，特別是對不可救藥的或病�；颊撸瑧�其請求引起或加速其死亡。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是這樣描述安樂死的：是指對于現代醫(yī)術無法挽救、臨近死亡的患者，醫(yī)生在患者本人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患者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而采取措施提前結束患者生命的一種死亡方式。

    顯然，目前主流學術觀點還是主張，安樂死的患者必須有明確的自愿表示，在外國的立法案例中也都采取患者自愿原則。

    終止搶救就是殺人

    當前社會上，無論是在醫(yī)療機構還是私人家庭中，放棄搶救的事例非常之多。有學者指出，放棄搶救實質上就是屬于被動安樂死，從醫(yī)療服務合同的角度來討論，屬于合同當事人一方自動終止醫(yī)療服務合同的行為，合同的另一方——醫(yī)療機構當然就可以終止其合同義務，放棄對患者的救治。也就是說，如果發(fā)生法律問題，要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也應當是追究患者家屬的責任，而不是醫(yī)師的責任。

    但是，筆者并不能完全接受這一觀點。因為從法律關系上講，在急危病癥患者與醫(yī)院之間，醫(yī)院有著一種強制締約義務，即對急�；颊�，醫(yī)師應當采取緊急措施及時進行診治；不得拒絕急救處置。而比這個問題更可怕的是，在我國臨床目前的放棄搶救中往往沒有患者本人的自愿表示，遂被終止了搶救措施，這無疑就是殺人。

    解決這一窘境的唯一辦法，就是盡快建立我國的臨床醫(yī)學預囑制度。由醫(yī)療機構將醫(yī)學預囑作為病歷填寫的固定內容，在患者意識清醒的情況下即作出是否同意被動安樂死的抉擇。

    如果確實沒有生前醫(yī)學預囑，希望安樂死的患者必須納入司法審查程序，通過簡易程序由法院宣告是否可以放棄搶救。希望我們醫(yī)療衛(wèi)生行業(yè)的從業(yè)者們再討論放棄搶救的問題時，能夠首選考慮人的生命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