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探索死亡的過程是漫長而復雜的，從純粹的醫(yī)學角度看待死亡，也并非那么簡單。醫(yī)學對死亡的傳統(tǒng)定義是心跳和呼吸停止，但在200年前，聽診器還沒有面世的時候，有的時候病人的呼吸和心跳都異常微弱，醫(yī)生很難判斷，就出現了死人活過來的現象。所以如何確認“人死了”就成了醫(yī)生們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200年前的歐洲，醫(yī)生們想出來很多辦法，很多現在聽來可笑而奇異的辦法。一位醫(yī)史學家羅列出幾十種不同的方法，但主要的意思就是用不是死人就不能承受的疼痛或是難受來刺激死亡的嫌疑對象，如果有反應就是沒死。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是用削尖的鉛筆捅人的鼻孔，還有用刀片切割人的腳心，中醫(yī)里有用三棱針，也就是大號的錐子刺十個手指頭尖的辦法，中醫(yī)里有其獨特的解釋，但對于我來說，異常的疼痛是喚醒人的最直接的原因。還有用溶化的蠟燭點人的腦門，把煙灰吹到人的鼻孔里，把蟲子放到人的耳朵里，往嘴里灌溫熱的尿，穿乳頭的特殊別針，這些現在聽來異�？植赖霓k法，在大約200年前，是醫(yī)生們對待死人的常用方法。一位法國醫(yī)生甚至想出來，在人死后，連續(xù)拉扯該人的舌頭不少于3個小時，這位醫(yī)生考慮到這種辦法大多數醫(yī)護人員都極其不愿意操作，他居然還發(fā)明了專門用來拉舌頭的機器。

    這些方法最終都沒有流行起來，人們在不斷的嘗試后，又回到了最簡單原始的辦法，等待。一個人死了，如果等待3到4天，還沒有緩過來的跡象，就可以最終下死亡的結論。于是醫(yī)院里專門設置了待死的房間，死人都擺在里面等待神奇降臨，醫(yī)院還放上一些裝置，例如手上綁上線，線的另一端連到醫(yī)生辦公室的鈴鐺上，一旦有動靜，可以很快發(fā)現。這種房間直到1940年才最終從德國的醫(yī)院里消失，原因自然是，一旦進了這樣的房間，沒有人能緩過來。中國的醫(yī)院好象從一開始就跨越了這個“待死室”的階段，直接叫“太平間”，這個太平間并非“待死”，是“確死”，因為太平間里的設備并沒有給死人提供任何可以緩過來的可能。如果哪個大夫聽了死者親屬的哀求，跑到太平間去搶救，那就成了天大的醫(yī)療事故，因為這種局面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是宣布這個人死亡的大夫草菅人命，要么就是跑去搶救的大夫是個大傻瓜，沒有第三種可能。

    現在人們對死亡的認識還在不斷深化，例如，人的自主心跳呼吸停止了，并不意味著這個人死了，因為大腦在呼吸心跳停止后幾分鐘，還是活的，如果搶救得法，人還是能救過來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腦子已經死亡了，即使是心跳呼吸還能用機器維持，人體還是溫熱的，但這個人卻是已經死了，這個腦死亡已經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同。

    人們對腦死亡的認同源自對死亡的新的認識。一般的觀點，所謂死亡就是靈魂或是精神，或是叫“氣”的東西離開了肉體，這個時候，死亡就隨著靈魂的離開，填充了靈魂的空間。以前的巴比倫人認為人的靈魂是寄托在人的肝上，而希臘人甚至中醫(yī)都認為靈魂是在心里，這有無數的愛情歌曲和“我心里想”作為鑒證。而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的時候，是把心臟留在軀體里的，因為這是復生的保證，而腦子則都用吸管取走扔掉了。從亞里士多德到柏拉圖，都曾經考慮到腦子可能是另一個重要的靈魂居住地，所以心和腦的爭論一直持續(xù)著，現在盡管人們還習慣性的把心和很多靈魂活動，例如愛情，情感和心聯(lián)系起來，但顯然人們最終認同腦子是靈魂的家，并用法律形式確認下來，腦子死了，這個人就真的死了，不管這個人的血是否還流動著，肢體是否還溫暖著。

    確認了腦死亡是人死亡的標準以后，為很多器官移植掃清了法律和倫理的障礙，特別是心臟移植，如果認可心跳停止是死亡的標準，那么把一顆跳動的心臟移植給另一個人就變成了不可接受的事情，因為人們不能因為要救一個人而去殺死另一個人。

    不管器官移植是多么的轟轟烈烈，但腦子移植卻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如果一個人腦子死了，當身體還依然健康，另一個人身體死了，腦子卻還活著，如果把兩個人拼接起來，把活著的腦子移植到健康的身體里，就又是一個完整的人。但問題是，這個人是誰呢？是誰在活著呢？這個人的社會關系如何呢？法國人探索性地移植了一張人臉，就引起極大的爭議，可以想象移植人腦后會怎樣。

    是社會發(fā)展和技術進步使得死人不再受到虐待，盡管人們只是想看看這個人到底死沒死，并無惡意，但回顧人們探索死亡的歷程，也許能幫助人們深入地認識自己，認識寄托生命的這個肉體是怎么走的，怎么知道這個肉體就走了。